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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很遗憾，也很悲哀，并决心称“要推出一款普通人用得起的高质量电饭煲，改变大家的印象。”
而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家八个部委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一些热点话题。其中，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介绍说，2015年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0.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消费对社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中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外贸拉动为主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为主的重大转型。
但同时，很多国内消费者到国外抢购各种商品，从数码电子、化妆品，到婴幼儿用品、奶制品，甚至连马桶盖都不放过。据统计，2015年出境人数1.2亿，境外消费1.5万亿元人民币，至少有7000亿-8000亿元用于购物，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高收入群体，并且从过去主要购买一些奢侈品牌、高档品牌转向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品。高虎城分析认为原因是：中国目前中高收入群体正在形成，中低端的商品和服务难以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所以，商务工作从“供给侧发力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满足中高收入群体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他的逻辑是，国内的产品质量太次，所以中高收入人群才要去国外消费。听起来貌似有点道理。他的解决方法，是要鼓励发展更多中高层次的产品来满足这一人群的需要。那么，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呢？是靠政府行政干预，还是用市场的力量呢？
首先，我们要相信一点，事实上，中国完全有生产中高档产品的能力，世界上大多数中高档产品也都还是made in China。但是为什么在国内销售的大多数商品都是中低端产品呢？尽管中国大量中产和高收入人群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部分更高的需求，但为何供给还是会跟不上呢？
其实自由市场中，提供什么档次的产品，卖什么样的价格，都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运作。如果市场有足够的需求，供方自然会有足够的动力来生产更高档次的产品。要让企业生产更好的质量的产品，首先，这个需求得有规模。如果没有规模，即使低档次产品利润低，很多企业也情愿不去转型和升级产品质量。仅仅依靠原先就为数不多的在高端市场竞争的企业在这个细分市场供给，而无法吸引更多的企业去占领高端市场。
那么，为什么中高端需求会不够规模呢？通俗点讲，就是“一切离开价格谈需求，都是耍流氓”。道理很简单，用山寨机的价格卖iphone6，怎么可能还会需求不足？企业生产出来的更高质量的产品，必须在一个合理的价位才能支撑起相当规模的需求。如果以更低、同样或者只是略高于原先低档产品的价格，却能享受中高档产品的品质和服务，谁会不选择买更好的产品，而去继续买低档货呢？同时，中国大量境外消费也证实了这点：出国购物，不但货好，价格也平。比如笔者在美国奥特莱斯买了一堆中国生产的品牌服装、化妆品，都比国内便宜很多，连中国制造的联想电脑也不例外。海外购物者普遍反映国外产品更便宜，所以仅仅说境外消费是由于国内缺少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是不完整的。事实上，国内现在充满着中高端产品，可以说，在纽约巴黎能买到的，在国内完全都可以买到，甚至原本就都是中国生产的产品，但往往价格比国外高一大截。这就造成了“国内中高端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不足，另一面却疯狂出国抢购”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国内高赋税和高流通成本造成的价格虚高，也是造成中高端产品供需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另外，如果人为贸易壁垒，造成市场上竞争不足，低档产品可以卖出中高档产品的价格，企业自然也没有升级的动力。以保护了几十年的中国汽车产业为例。至今没有一个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自主品牌，能够登上美国的市场。为什么中国车企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过度保护的关税制度。人为的贸易壁垒，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中国汽车市场和国际汽车市场，造成了中国企业不思进取，安逸等死。相比之下，没有国家过分保护的家电、电子等行业早已经走出国门。
大多数人不知道，名义上中国汽车进口关税降低为25%，但实际上，大排量4.0以上汽车进口，除了关税，还有17%增值税，又在08年提高到了40%消费税，经过变态而复杂的运算公式，综合税率为实际达到了恐怖的145%。也就是说美国14万美金（91万人民币）的宝马760，到了中国就成了200多万。这其中最大的差价，就是税。跟奇瑞QQ一个级别的迷你宝马车，在美国只不过区区10几万人民币，到了中国就成了30-40万。有了国家的保护，中国车企不但没有利用这机会奋起直追，实际上安于现状。因为有了价格虚高的进口车，水涨船高，质量更差的国产车，同样可以卖到更高的价格，不需要跟进口汽车在同一个公平的平台竞争，如何还会有动力进步呢？这种现象又何止在汽车行业？中国太多的以保护民族产业为名的贸易壁垒，实际上不但没有让民族产业成熟发展起来，反而造成了真正的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恶果，是全民在买单。
笔者坚信：真正要实行供给侧改革，促进中高端产品的供给和消费，首先，就是减税，国内税，17%的增值税能否调低？既然要学习新加坡，那就学学人家自由港免关税不算增值税（他们叫GST 也只有7%）。既然不能取消关税，调整增值税总是可以考虑的吧？
其次，实实在在减少关税，认真考虑加入TPP可能。在TPP之前，要更多的积极的签订区域和双边贸易条约，促进大多数产品的减税。不要再用对抗WTO的老一套方式方法，“忽悠”了贸易伙伴，也损害自己国民利益。
必须要改变“关税保护有利于国内企业”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事实上，我国的过分保护已经造成了一大批扶不起的“阿斗”国企。只有把国企丢进市场中，跟私企、外企，一起竞争，才会有活力，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弥合中高端供给和需求的鸿沟。
最后，还是要减税，个税、企业税。今年全国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CEO杨元庆再次呼吁政府应适当研究企业的税负问题，这是他自2013年在政协小组会议上“炮轰”税收太高，并称增值税、关税造成了商品价格“内外有别”之后，第二次向税负“开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也表示，“我们在减税方面还没有下大决心，实际上很多减税的措施力度都不大。我们需要好好算一下，政府到底要花多少钱、收多少税，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我们要减多少税，现在的营改增减税力度还太小。”
所以要让供给方——生产企业有足够的动力，愿意主动地把产能转移到中高端产品来。给企业减负，在流通环节减税，他们生产的中高端产品，才有可能接近甚至低于原先低端产品的价格，解决赋税造成的价格扭曲遏制需求的问题。
减税，也是供给侧原本应有之义。当然，减税可能的副作用就是政府收入减少，财政赤字扩大。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做的一个权衡，减少了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好事情，可以减少一些没必要的政府开支。因为，始终要相信，市场比市长聪明。让市场决定资金流向哪里，远远好过政府把钱拿去补贴这个，补贴那个。何况，除了政府节流，国家还有遗产税、房产税等几个开源的大招没放。
总之，政府应该尽量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市场的力量，而不是用行政意志，或者粗笨的干预市场的手去补贴，来企图引导产业升级。只有切实简政放权，分清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切实实行减税、减负，才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千万不能以供给侧为名，行大政府干预之实。（来源：仰观俯察）
